生存压力　技能缺乏她们选择做家政

　　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往往背负着更重的家庭责任。家政大姐们出来干活主要是贴补家用。来自辽宁的孙立文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光是儿子，每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就要一万块钱，她本人又买了养老保险，所以开销很大。因为有着中专学历，初来北京时她本不想做家政，她说：“很多招工的地方都青睐于年轻人，光年龄这一项我就被否定了。最后转了一圈还是投身家政行业，最起码吃住在雇主家里是不用花钱的，这就省了不小一部分花销。”然而，作为初级家政工，孙大姐每月的工资只有900元，她说：“除了交通费和电话费，再交几百块钱的保险费，基本上也攒不下什么钱。我打算先站稳脚跟后看能不能做月嫂，到时候赚钱会多一些。”

　　来自湖北的杨大姐已经在北京做了7年的家政，现在是高级家政工，月薪达到2000元左右。她说：“我也有个女儿在上大学，每个月都寄钱给她。我很珍惜现在的工作。平日里雇主想到的或没想到的我都会做在前面，令绝大多数家庭都很满意。”

　　陈家顺最初也是做家政，不过后来她从这个行业脱离出来，学了会计，做了库管。她坦言：“像我这样碰到好机遇的姐妹并不多，她们中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普通话都说不太好，只能安于从事家政工作。”

　　家政公司　雇主家里期望双方都是“娘家”

　　“打工妹之家”的负责人之一韩会敏说：“现在的家政行业不是很规范，很多家政公司高额地收取中介费、管理费。雇主的心态也是千差万别，相处得好的自然做得开心，反之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一直以来，家政市场缺乏一个行业协会，也从未有明确的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这也成为目前家政市场发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2004年上海8家家政公司组成“家政行业绿色联盟”，并向社会提出了自律宣言，促进了上海的家政市场尽快地走向规范和成熟，从而走在了全国家政市场的前列。

　　在规范家政行业方面，安徽芜湖也进行了有效尝试。2005年，芜湖的家政市场启动“黑名单”制度。在职介中心内部，有一种非正式的“黑名单”，少数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家政工和部分严重不尊重家政服务人员的雇主，其名字将被列入“黑名单”，凡是上了“黑名单”的，将不能通过妇联等正规家政介绍中心寻求工作或寻求家政服务。

　　来自河北的月嫂李丽芳说：“有朝一日，家政公司、雇主家里都成了我们的娘家，那就好了。”

　　权益易受侵害维权之路似乎更加艰辛

　　期望虽好，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家政领域权利受侵害更普遍，也更为隐蔽。由于行业特殊性等原因，新出台的《劳动法》依然没有将家政劳动关系纳入其内，家政工们的维权之路也显得更为艰辛。

　　湖北的杨大姐最近遇到了作难的事儿：“我之前在一家姓魏的雇主家里看孩子，并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雇主家里条件特别好，但是却很吝啬，在随同雇主一家去承德旅游时，我抱着孩子跟着爬了一天的山他们也不给口水喝，饭也不给吃饱。类似的事情多了就起了争执。我勉强干到28天时想走，他们却将我的所有衣物，包括钱、身份证等扣留了一两个月。这期间我打110寻求帮助，110告诉我应找当地派出所，我找到派出所，派出所又说这不属于打架斗殴一类的事件，应该找劳动仲裁机构，到了那又说我和雇主之间是个人合同，不是受雇于公司企业，我应该向法院起诉。”杨大姐在雇主的要求下写了张放弃28天劳动所应得的1680元工钱，才得以将自己的东西取回。由于认为诉讼成本过高，她也没去法院起诉，而是到“打工妹之家”寻求帮助，希望这里能帮她要回自己的劳动所得。

　　合同要细化家政劳动价值应予重视

　　针对家政工作不仅仅是8小时，个别还有吃不饱睡不好的现象，“打工妹之家”的范律师给家政大姐们提出了建议。她说：“现在家政市场上的合同多数是格式合同，操作了几年还是一个样儿，有些格式条款显失公平，建议姐妹们在合同上把自己的权利再细化一下，比如提出要保证饮食，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否则雇主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另外范律师还建议设立风险抵押金来约束雇主，如果雇主有违约行为，就可以启动风险抵押金来赔偿家政工们的损失。

　　韩会敏提到，雇主的消费观念需要引导，如果去做美容、买电脑，大家会对服务人员非常尊重，家政工同样从事的是服务行业，雇主同样要尊重家政工的劳动价值。

　　随后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教授缪青，他认为，家政工作在中国城市的实际需求非常大，但是由于中国许多农村妇女提供不了高质量的服务，也带来许多问题。而菲律宾城市中有许多高质量的家政培训学校，把家政服务做成了品牌送到了全世界。所以对进城家政工来说，一方面是要尊重她们的权利，一方面需要给予从技术的到城市文明、和公民教育的各类培训。同时，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政府和社区的参与平台和项目管理，让她们主动地融入到城市公共生活中去。